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1]。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的《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这是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
“两创”作为根本方针，正确回答了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之问；提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指向是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2]“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之问。
中国近代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陷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曾经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黯然失色。在此历史背景下，怎样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峙。
文化激进主义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是对立的，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是沉重的历史累赘。这样的观点容易陷进“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以“中体西用”为立场，强调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宁可保旧而不趋新，以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这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开放与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立起来，容易走向全盘复古的原教旨主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上述对峙，似乎又重演了一遍：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以“彻底反传统”为旗号的激进主义，认为传统文化堵塞了走向现代化的通道，因而必须弃置不顾，90年代兴起了认同和呼应海外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说，不时发出“儒化中国”，以“儒教”为国教的声音。
“两创”方针则超越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上述对峙。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价值，如《讲话》所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对其进行“两创”的前提。
基于这个前提，进行“两创”才有必要。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把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迷误。“两创”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超越，主要在于破除了把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变革创新传统文化相对立的壁垒，阐明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重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两创”的一致性。
《讲话》指出了弘扬传统文化为何把重点放在“两创”以及如何进行“两创”。习近平总书记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就纠正了文化保守主义把“保旧”和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捆绑在一起的偏执。
“两创”不仅在于超越了近代中国以来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对峙，还在于将这个方针作为具有指导性的国家政策，为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体现了从制度上保障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自觉。《意见》讲明了为什么传承发展、传承发展什么、怎样传承发展，既提出了原则要求，又确定了具体任务举措。《意见》为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提供了制度化保障，是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传统社会漫长历史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既有自觉予以制度保障的一面，也有缺乏制度保障而处于自发的一面。中国传统社会历经数百次王朝更迭，但儒学始终得到传承发展，而与其同时的先秦其他诸子的传承发展就大为逊色，有些学派在先秦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比如墨家曾和儒家并称“显学”，但很快成了绝学。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汉武帝开始的“独尊儒术”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保证。于是，儒学与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高度对接，成为日常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体现了对于文化传承发展予以制度保障的自觉。
但是，“儒术独尊”也使得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儒学之外的思想学术缺乏制度性保障，它们的传承发展就流于自发而不能持续，很多有关典籍被历史尘埃所湮没。同时，传统社会的普通百姓多为文盲，他们基本上通过世俗的日常行为来传承文化，比如风俗习惯、家教门风、节日仪式、祭祀活动、庙会集市等，这样的自发传承往往良莠混杂。
新中国建立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制订过一些政策，但是，由于缺少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认识弘扬传统文化重大意义，因而相关政策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保障。“两创”方针汲取了以往的历史教训，强调了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制度性保障，但又不是因袭“独尊儒术”的母版，而是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